而孝悌思想所包含的自然情感则构成原始儒家仁爱思想的道德精神和价值取向。

但这种补益主要是作用于知识分子的心灵，在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激荡、交会、融合的时代氛围中对其立身行事方面指点一二。53、在这个问题上，大陆新儒家不同学者特别是陈明与蒋庆之间似乎有一点儿分歧。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既不需要自由，也不需要民主，更不需要平等呢？ 三，缘木求鱼抑或曲径通幽？儒教国与再儒化 前面我们说到，大陆新儒家呼吁回到康有为，这是因为康有为对现代中国的构想中，除了君主制即虚君共和之外，另一个关键即中国再儒化或建立儒教国。4、蒋庆、陈明、康晓光、余东海、秋风，《中国必须再儒化》(新加 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16)。前面说到，董仲舒是当代大陆新儒学仰慕和追踪的榜样，一位大陆新儒家学者就说，新中国最接近汉朝，开创者都是平民出身[104]，这是他们的历史判断。12、这里简单作一个回顾。[87]因此，执政党领导人从2013到2014年的这三个颇有深意的举动，就给他们释放了一个重大利好消息，说明为了实现中国梦，迫使中共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在持续变化，从最初的反传统，到今天大体肯认儒家，而具有文明复兴之自觉，七十年代开始但尚不自觉的保守化过程，至此跃上了政治自觉的层面。

68、《孟子注疏》卷五《滕文公上》，《十三经注疏》，页2705。应当看到，在海外传续不绝的新儒家，无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还是尚有争议的钱穆，也包括在大陆儒家思想传播中很有影响的杜维明，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痛心疾首，但至少他们对现代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还是基本肯定的。王艮本人的思想就极具现代性：首先是他的平民主体意识，认为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年谱》）[63]，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语录》）[64]。

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复初说》）[67]，其实是要复归上述本然状态。其实，后现代主义绝非现代性的对立面，毋宁说是现代性的深化，即寻求更加彻底的个体化，亦即真正兑现启蒙的承诺（The promise of the Enlightenment）——人的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man）、个体的解放（现代性启蒙的根本精神乃是个体性，详见下文）。[8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署名守常。史实表明，明清启蒙学术思潮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

正如西方的现代性肇始于中世纪后期，中国的内生现代性同样肇始于中世纪的后期，其典型表现是伴随着工商业之发展的城市繁荣、市民生活方式的兴起，及其在各种观念形式中、包括在儒学中的反映。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也就是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倾向于产生尽管同源、但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动态。

我想，没有一位史学家会对该文就18世纪末所发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变革所作的分析感到满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启蒙者也是主体。[30]参见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1页。当今西方的所谓反思启蒙和反思现代性，缘于他们的现代化已经完成，启蒙运动已经过去，而人的解放即个体自由的启蒙承诺却未真正兑现。

因此，儒家的启蒙，对内是儒家的自我批判，对外是针对帝国伦理政治的社会批判。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怀疑，并无法要求获得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把这种敬重给予能够经得起它的自由的和公开的检验的东西。其淮南格物说，诸如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答问补遗》）[66]，其实是现代个体本位精神的一种表达。殊不知，不仅已有标准版的现代儒学，而且前现代的儒学当中也有一些具有现代性的倾向。

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是如此，其后果是极权主义带给人类的灾难。那里没有真正的个体、个人。

这类似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说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rung）：一方面，既有的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幸福的因素本身变成了不幸的源泉[3]。[67]王艮：《王心斋全集》，第28页。

[62]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中华书局1982年版。最重要的是他们注意到了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国的启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就是中国的内生现代性。[24]这个原则就是个体的自由，即是启蒙承诺。[15]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新华文摘》2015年第18期全文转载。否则，这种观念下的人民同样只会永远是没有自由的臣民。

这种积极的启蒙概念绝非现代性启蒙精神的对立物，尽管是一种新启蒙[5]。《论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相反，儒学沦为了皇权统治的工具，这里既有被动的无奈，也有主动的趋附。这显然是一种比喻，这是《周易》的一个特点，犹如《诗经》的比兴手法。

多元现代性被理解为某种特色——这个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是独一无二的。[42]这句爻辞是说：（本爻意谓）启发受蒙蔽者。

另一种则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极端变异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复魅，属于韦伯所说的魅力型或克里斯玛型。否则，这种制度下的人民只会永远是没有人权的卑贱温顺的臣民。自秦汉始，唐代以前是中华帝国的上升时期，即中国中世纪的前期（对应于西方中世纪前期的罗马帝国时期），至唐代而鼎盛。这是德国哲学一向的毛病：总是把现实的问题归结为观念的问题。

[39]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

其实，启蒙乃是一种时代现象，即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它渊源于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即是人类社会转型的产物。1.近代儒家的启蒙 近代儒家的启蒙，维新儒学是最典型的。

[42]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62页。大致来说，人类社会经过这样三大阶段：古代社会（例如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时代，中国的商周时代）。

[86]这番话不应被理解为对启蒙的否定。笔者曾经谈到阳明心学： 王阳明本人的思想也是需要重新认识的。这并不是完全否认后现代主义者反思启蒙的意义，而是超越反思启蒙，而让儒家回归真正的启蒙精神。回到刚才对康德的追问：为什么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再进一步追问：如果说自由根本上意味着个人自由，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出现批判的前提，即个体自由的观念？答案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这是一个个体的时代、个人的时代。

[76]陈独秀：《答俞颂华》，原载1917年3月《新青年》第3卷第1号。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接着以个体主义的方式论证上帝：我存在。

这是一种历史-实践性的检验，从而也即是我们自己对作为自由存在的自身所开展的工作。……人是制礼作乐——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弘道）的主体，而非相反。

[39]拔去了女萝，也就去掉了蒙蔽。这与后现代主义反思启蒙的方向正好相反。